
中国早已以法制化的方式认可和保护了族际通婚,使其在民间层面日常化。显然正规炒股配资官网,这一切都是各民族文化深度融合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度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当今社会上,汉族与少数民族、少数民族之间的婚姻关系较为普遍,也被社会广泛认可与祝福。然而,网络空间还会不时出现对族际通婚质疑甚至反对的杂音。
婚姻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,族际通婚也不例外。事实上,族际通婚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持续存在,从族群数量到地域空间,通婚范围不断扩大,通婚现象日渐普遍,为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因此,有必要结合历史与现实,对否定族际通婚的思想和行为予以回击,以正视听。
(一)族际通婚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深度交融
中国古代族际通婚的空间跨度、影响深度,远远超出我们的习惯认知。纵观中国历史,族际婚姻绝非个别现象。如南北朝时,胡汉皇室通婚达400多例;唐代官方和亲20余次,多位皇室公主嫁与少数族群首领;清朝奉行满蒙联姻,皇室公主、宗室女嫁给蒙古王公者累计有70多人。
这还仅仅是不同历史时期皇室通婚的例子。中华数千年间,官员、百姓间的通婚更是不胜枚举。其中南北朝时期南梁的北燕冯氏与岭南冼氏的联姻,是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通婚之一。
展开剩余86%▲“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”冼夫人画像。(“道中华”资料图)
冯氏原为北燕皇室后裔。北燕被北魏攻灭后,冯业率300名族人泛海南奔,投降刘宋政权,定居岭南。当时冼夫人出身的岭南高凉郡冼氏是俚人望族,“世为南越首领”,统辖十余万当地部落百姓。
冯业的曾孙冯宝与冼夫人结亲后,夫妻二人将中原的农耕技艺、礼仪律令等引入俚人部落,推动岭南社会经济发展,让当地民众在共生共荣中深化文化认同。
在王朝更迭的背景下,冼冯联姻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稳定,冼夫人更是坚定推动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岭南地区归附中央政权。她告诫子孙必须“尽赤心向天子”,以家风传承强化国家认同,为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同一时期,部分留居北方的冯氏与拓跋鲜卑联姻,北燕皇室后裔冯太后主政北魏王朝,抚育孙子孝文帝拓跋宏,推进汉化改革,更是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汉人冯氏与鲜卑人、俚人的族际通婚,奠定北方新的政治基础,促进了南方的民族交融,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正因为族际通婚对民族交融、文化互鉴的重要作用,其在中国从来不是禁忌。我国古代各王朝都在法律层面对于族际通婚做出了相应规定。我国最早、最完整的法典《唐律疏议》明确规定,不禁异族通婚。辽太宗会同三年(940年),“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,听与汉人婚姻”;明洪武五年(1372年),太祖诏令:“蒙古、色目人民,既居中国,许与中国人结婚姻”。清朝顺治帝诏谕称:“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,听之。 ”
这些史料充分说明,中国早已以法制化的方式认可和保护了族际通婚,使其在民间层面日常化。显然,这一切都是各民族文化深度融合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度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▲孝庄文皇后本名博尔济吉特·布木布泰,她出生于蒙古科尔沁,于1625年嫁给皇太极,成为满蒙联姻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。图为布木布泰的影视形象。(图片来源:豆瓣网)
(二)族际通婚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
族际通婚是促进各族群密切经济、文化和情感联系的重要推手之一。
汉朝通过和亲中附带的赏赐、互市,促进了汉与匈奴、乌孙等北方游牧民族贸易规模扩大及资源互补,密切了彼此的经济关系。中原的铁器、铜器、陶器、缯絮、食物、金银和各种生产、生活用具大量流入北方草原,使北方草原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从匈奴单于到一般民众,对中原物品的需求和爱好达到了不可或缺的程度。同时,汉朝也得到了所需的牲畜、畜产品、狩猎物品。
唐与回鹘和亲时,丰厚的礼聘赏赐是和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例如宁国公主出嫁时,回纥还礼“马五百匹、貂裘、白毡等”。与此同时正规炒股配资官网,民间互市往来更为频繁,史载彼时用一匹马可以交换四十匹绢,而每次交易动辄达到数万匹马的规模,绢马互市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。
经济上的互惠互利互补,推动了民族之间友好往来,促进以内地农业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经济网络的编织,为民族间心理相依、政治认同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▲《宋史·回鹘传》中记载的周边少数民族与唐王朝之间的“甥舅之谊”。(来源:纪录片《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》)
族际通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当时,也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。“昭君出塞”“唐蕃和亲”的历史记忆早已成为各族人民共享“一家亲”精神的纽带。
我们熟知的唐朝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故事,早已超越单纯政治婚姻意涵,不仅在藏文史料与民间传说中代代相传,更成为汉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浓墨重彩的千年佳话。
根据西藏重要史籍《柱间史》《汉藏史集》记载,文成公主带入西藏的除了释迦牟尼佛像,还包括涵盖律令、农耕、医药、历算的大量典籍,以及具有相关技艺的工匠,不仅给西藏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与文化,更强化了“汉藏一家亲”的集体认知。
▲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长鼓和琴。(图片来源:民族文化宫)
之后,金城公主又远嫁吐蕃。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曾上书唐玄宗说:“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,又蒙降金城公主,遂和同为一家,天下百姓,普皆安乐。”原来“以毡帐而居”、穿毡裘衣的吐蕃人,此后出现了“释毡裘,袭纨绮,渐慕华风”等新俗,正所谓“自从贵主和亲后,一半胡风似汉家”。
▲《金城公主》舞台剧演出现场。(图片来源:拉萨文旅)
唐与吐蕃、回鹘的和亲产生了甥舅关系的“血缘”联结,缔造了超越朝代更替、地域阻隔的亲缘认同,以至于两三百年后的喀喇汗王朝仍然延续了唐代的历史记忆,将北宋皇帝称为“汉家阿舅大官家”,显示出从血缘关系到非血缘拟制血亲的认同。
在族际通婚关系中,所谓“华化”与“胡化”从来不是单一向度的改变,始终都是趋同发展的双向渗透,带来的是突破区隔、深化互信的新认同。
通过持续不断的族际联姻,各民族在语言、宗教、生活习俗、生产技术等各方面同气连枝,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交往等方面产生了根脉相连的情感,系统地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。
(三)族际通婚促进了古老族群的迭代演进
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:族际通婚导致了中国古代许多古老族群消失。这一观点错在不了解族群演变的规律,仅仅将特定名称、符号与某一族群的物理存在等同起来,属于部族—民族形成阶段宗法血缘观念的孑遗。
中国古代族群的“消失”,并非生物意义上的灭绝,而是民族身份的重构——古代族群通过通婚等方式融入其他民族,形成新的“复合身份”。
例如:匈奴的族称虽然消失,但通过通婚等方式融入汉、鲜卑、突厥各个族群之中。匈奴的“胡笳”“琵琶”等文化元素,仍保留在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;鲜卑经过北魏孝文帝改革推动鲜卑与汉人通婚,北魏自上而下大面积通婚,形成“胡汉融合”的新族裔,他们此后也成为隋唐王朝的主要建立者。北魏的“均田制”“府兵制”等制度,也被后世隋唐政权吸收,成为其制度的重要来源。
▲河南洛阳博物馆馆藏北魏陶俑。(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 资料图)
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,现今中国各民族的基因毫无例外都展现出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的现象。历史上大规模族际通婚打破族群边界,形成连续而非隔绝的基因库。事实上,体量越大的民族,基因构成往往更趋多元化,这与长时间、大范围族际通婚脱不开关系。
中华民族就是历史上超大规模基因共生延续、各个族群相互交融的结果。因此,我们看到匈奴、鲜卑、突厥、吐蕃、回鹘、党项等族群名称虽已不再沿用,但通过融合与演变,最终都融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。这些族群的文化、基因、习俗各具特色,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“多元”底色。
总之,族际通婚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,族群差异从来不是族际婚姻的障碍。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漫长历史中,族际通婚行走在从族群认同演进到王朝认同,进而升华为国家认同的轨道上。通过通婚,不同族群的血脉、文化、身份逐渐交织,形成“中华民族”这一“多元一体”的民族实体。
与此同时,族际通婚在血缘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心理上促进了古老族群的迭代发展演进,激发出越来越多的共同性,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,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的历史必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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