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早已以法制化的方式认可和保护了族际通婚，使其在民间层面日常化。显然正规炒股配资官网，这一切都是各民族文化深度融合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度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当今社会上，汉族与少数民族、少数民族之间的婚姻关系较为普遍，也被社会广泛认可与祝福。然而，网络空间还会不时出现对族际通婚质疑甚至反对的杂音。
婚姻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，族际通婚也不例外。事实上，族际通婚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持续存在，从族群数量到地域空间，通婚范围不断扩大，通婚现象日渐普遍，为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因此，有必要结合历史与现实，对否定族际通婚的思想和行为予以回击，以正视听。
（一）族际通婚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深度交融
中国古代族际通婚的空间跨度、影响深度，远远超出我们的习惯认知。纵观中国历史，族际婚姻绝非个别现象。如南北朝时，胡汉皇室通婚达400多例；唐代官方和亲20余次，多位皇室公主嫁与少数族群首领；清朝奉行满蒙联姻，皇室公主、宗室女嫁给蒙古王公者累计有70多人。
这还仅仅是不同历史时期皇室通婚的例子。中华数千年间，官员、百姓间的通婚更是不胜枚举。其中南北朝时期南梁的北燕冯氏与岭南冼氏的联姻，是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通婚之一。
展开剩余86%▲“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”冼夫人画像。（“道中华”资料图）
冯氏原为北燕皇室后裔。北燕被北魏攻灭后，冯业率300名族人泛海南奔，投降刘宋政权，定居岭南。当时冼夫人出身的岭南高凉郡冼氏是俚人望族，“世为南越首领”，统辖十余万当地部落百姓。
冯业的曾孙冯宝与冼夫人结亲后，夫妻二人将中原的农耕技艺、礼仪律令等引入俚人部落，推动岭南社会经济发展，让当地民众在共生共荣中深化文化认同。
在王朝更迭的背景下，冼冯联姻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稳定，冼夫人更是坚定推动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岭南地区归附中央政权。她告诫子孙必须“尽赤心向天子”，以家风传承强化国家认同，为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同一时期，部分留居北方的冯氏与拓跋鲜卑联姻，北燕皇室后裔冯太后主政北魏王朝，抚育孙子孝文帝拓跋宏，推进汉化改革，更是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汉人冯氏与鲜卑人、俚人的族际通婚，奠定北方新的政治基础，促进了南方的民族交融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正因为族际通婚对民族交融、文化互鉴的重要作用，其在中国从来不是禁忌。我国古代各王朝都在法律层面对于族际通婚做出了相应规定。我国最早、最完整的法典《唐律疏议》明确规定，不禁异族通婚。辽太宗会同三年（940年），“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，听与汉人婚姻”；明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，太祖诏令：“蒙古、色目人民，既居中国，许与中国人结婚姻”。清朝顺治帝诏谕称：“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，听之。 ”
这些史料充分说明，中国早已以法制化的方式认可和保护了族际通婚，使其在民间层面日常化。显然，这一切都是各民族文化深度融合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度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▲孝庄文皇后本名博尔济吉特·布木布泰，她出生于蒙古科尔沁，于1625年嫁给皇太极，成为满蒙联姻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。图为布木布泰的影视形象。（图片来源：豆瓣网）
（二）族际通婚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
族际通婚是促进各族群密切经济、文化和情感联系的重要推手之一。
汉朝通过和亲中附带的赏赐、互市，促进了汉与匈奴、乌孙等北方游牧民族贸易规模扩大及资源互补，密切了彼此的经济关系。中原的铁器、铜器、陶器、缯絮、食物、金银和各种生产、生活用具大量流入北方草原，使北方草原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从匈奴单于到一般民众，对中原物品的需求和爱好达到了不可或缺的程度。同时，汉朝也得到了所需的牲畜、畜产品、狩猎物品。
唐与回鹘和亲时，丰厚的礼聘赏赐是和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例如宁国公主出嫁时，回纥还礼“马五百匹、貂裘、白毡等”。与此同时正规炒股配资官网，民间互市往来更为频繁，史载彼时用一匹马可以交换四十匹绢，而每次交易动辄达到数万匹马的规模，绢马互市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。
经济上的互惠互利互补，推动了民族之间友好往来，促进以内地农业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经济网络的编织，为民族间心理相依、政治认同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▲《宋史·回鹘传》中记载的周边少数民族与唐王朝之间的“甥舅之谊”。（来源：纪录片《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》）
族际通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当时，也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。“昭君出塞”“唐蕃和亲”的历史记忆早已成为各族人民共享“一家亲”精神的纽带。
我们熟知的唐朝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故事，早已超越单纯政治婚姻意涵，不仅在藏文史料与民间传说中代代相传，更成为汉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浓墨重彩的千年佳话。
根据西藏重要史籍《柱间史》《汉藏史集》记载，文成公主带入西藏的除了释迦牟尼佛像，还包括涵盖律令、农耕、医药、历算的大量典籍，以及具有相关技艺的工匠，不仅给西藏带去了先进的技术与文化，更强化了“汉藏一家亲”的集体认知。
▲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长鼓和琴。（图片来源：民族文化宫）
之后，金城公主又远嫁吐蕃。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曾上书唐玄宗说：“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，又蒙降金城公主，遂和同为一家，天下百姓，普皆安乐。”原来“以毡帐而居”、穿毡裘衣的吐蕃人，此后出现了“释毡裘，袭纨绮，渐慕华风”等新俗，正所谓“自从贵主和亲后，一半胡风似汉家”。
▲《金城公主》舞台剧演出现场。（图片来源：拉萨文旅）
唐与吐蕃、回鹘的和亲产生了甥舅关系的“血缘”联结，缔造了超越朝代更替、地域阻隔的亲缘认同，以至于两三百年后的喀喇汗王朝仍然延续了唐代的历史记忆，将北宋皇帝称为“汉家阿舅大官家”，显示出从血缘关系到非血缘拟制血亲的认同。
在族际通婚关系中，所谓“华化”与“胡化”从来不是单一向度的改变，始终都是趋同发展的双向渗透，带来的是突破区隔、深化互信的新认同。
通过持续不断的族际联姻，各民族在语言、宗教、生活习俗、生产技术等各方面同气连枝，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交往等方面产生了根脉相连的情感，系统地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。
（三）族际通婚促进了古老族群的迭代演进
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：族际通婚导致了中国古代许多古老族群消失。这一观点错在不了解族群演变的规律，仅仅将特定名称、符号与某一族群的物理存在等同起来，属于部族—民族形成阶段宗法血缘观念的孑遗。
中国古代族群的“消失”，并非生物意义上的灭绝，而是民族身份的重构——古代族群通过通婚等方式融入其他民族，形成新的“复合身份”。
例如：匈奴的族称虽然消失，但通过通婚等方式融入汉、鲜卑、突厥各个族群之中。匈奴的“胡笳”“琵琶”等文化元素，仍保留在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；鲜卑经过北魏孝文帝改革推动鲜卑与汉人通婚，北魏自上而下大面积通婚，形成“胡汉融合”的新族裔，他们此后也成为隋唐王朝的主要建立者。北魏的“均田制”“府兵制”等制度，也被后世隋唐政权吸收，成为其制度的重要来源。
▲河南洛阳博物馆馆藏北魏陶俑。（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 资料图）
分子人类学研究表明，现今中国各民族的基因毫无例外都展现出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现象。历史上大规模族际通婚打破族群边界，形成连续而非隔绝的基因库。事实上，体量越大的民族，基因构成往往更趋多元化，这与长时间、大范围族际通婚脱不开关系。
中华民族就是历史上超大规模基因共生延续、各个族群相互交融的结果。因此，我们看到匈奴、鲜卑、突厥、吐蕃、回鹘、党项等族群名称虽已不再沿用，但通过融合与演变，最终都融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。这些族群的文化、基因、习俗各具特色，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“多元”底色。
总之，族际通婚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，族群差异从来不是族际婚姻的障碍。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漫长历史中，族际通婚行走在从族群认同演进到王朝认同，进而升华为国家认同的轨道上。通过通婚，不同族群的血脉、文化、身份逐渐交织，形成“中华民族”这一“多元一体”的民族实体。
与此同时，族际通婚在血缘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心理上促进了古老族群的迭代发展演进，激发出越来越多的共同性，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的历史必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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